規劃出錯催生市場

——城鄉中國繫列評論(82)

不論叫“計劃”還是“規劃”，一旦擁有“合法強制力”，仿佛有如神助，就再也不會出錯。更厲害一點，就算出錯也可以不認賬，橫豎有權削足适履，讓現實改得符合計劃或規劃，不就又對了？久而久之，高高在上的“規劃”，可以完全不拿市場當回事。

真有這檔子事嗎？讓我找點經驗來查驗一番。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有位同學因為家里“換房”到别處去上學，與大家夥拜拜了。那是1964-65年的上海，“三年自然災害”的陰影已經看不見了，而“文革”還沒有到來，應該是經濟運行最正常的年代。“換房”何來？就是家長們在工作單位附近發現可以互換的住宅，條件合适對換成功，就可以免去每天上下班長時間“軋電車”的勞頓。家里換了房，學生就近上學，只好與原來的同學道别。

在那個年齡段，相處不錯的同學少年要分手，煞是難過。自然會問：早不換、晚不換，為什麼偏偏同學幾年之後才換房？現在當然懂了：無非是工作場所與住家這兩個位置的“配置”——如果合理規劃一下，人人就近工作，還要“換房”作甚？

在計劃經濟下，讓每個人的工作地點靠近住宅，合理配置一下很容易吧？“換房”的記憶說，絕不容易。那時家長們的工作當然是國家分配的，也沒有“跳槽”一說，職工分到哪里就像螺絲釘擰到機器上一樣，穩定得很。即便如此，工作單位總還有些許變動：新廠子建得比較遠——那時的“大上海”其實很小，闵行就是老遠的郊區了——工業布局有調整。更大的問題，雖然住宅全部國有化了，但各家住在哪里，很大程度還是歷史給定的。“棚戶區”尚有幾十萬人之衆，哪是想怎麼配置就怎麼配置的？結果，從城市這頭到那頭“軋電車”上下班的不是少數。

“換房”應運而生。記得電線杆上有些小廣告，簡單而樸素，遠不似今天某些地段的“牛皮癬”那麼密集和紮眼。不過功能是一樣的：尋找合适的交換對象。說是“市場”，太隆重其事了，因為“換房”完全不以貨币為媒介，一律的實物信息——多大面積、開間如何、是否向南(陽光)、在市區的位置與地段。至于更復雜的諸如産權更名之類，怕要面談才搞得清楚。反正，物物交換殊為不易。換成的很僥幸，更多換不成的，繼續軋電車就是了。

幾年後上山下鄉，“大批資本主義”震天響。自留地、集市、小買賣一概成了資本主義。老鄉就是養個雞、賣幾只雞蛋換點零花錢都不行。那年頭批劉少奇是走資派，到了黑龍江鄉下，農民家庭養雞養豬就成了“養了個劉少奇”，要批鬥！不過實際生活里，“自發的資本主義”年年批、年年鬥，可還是年年有。為什麼？“計劃”滿足不了吃雞吃蛋的需求。1977年恢復高考，我的一位同事考上了，大家總要送行一下吧？黑燈瞎火騎車10里，想到附近一個生産隊買只雞。大冬天里的屯子一片黑，找來找去只有一家亮着燈，敲開門說明來意，不料人家是路線教育工作隊正在開會，撞到槍口上了。好在聽明來意，工作隊頭頭深明大義——你們到左起第四家買吧，他家的雞肥！

後來才曉得，計劃經濟下“換房”、買小雞都不過是小菜。換鋼材、換煤炭、換糧食、換工業原材料等等才是大頭！為什麼“計劃分配”之余還要“交換”？答案是計劃常出錯。譬如配給上海的鋼材多，配給河南的糧食多，那上海以鋼換糧、河南以糧換鋼，豈不皆大歡喜？比較麻煩的是，倘若上海不缺糧缺電，河南不缺鋼缺設備，滬豫兩家就談不攏啦。也有辦法，多拉幾家一起來玩，需求量大了，結構復雜了，“總有一款适合你”。再後來，各省市都安排一幫子能幹的官員搞物資串換，還為專司其職的衙門起了好名字——“協作辦”。打聽一下，計劃體制下哪里沒有“協作辦”？再追問一句：計劃經濟無所不能，為什麼要那麼多的“協作辦”？“改革開放”，其實是很書面的語言。口頭文學程度比較高的，叫“搞活經濟”。那一個“活”字了得！過去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人是生産力里最活躍的因素”，大家背得滾瓜爛熟，但存在決定想象力，在讨飯也要開封介紹信的年代，“人的因素”究竟可以“活”成個什麼樣，真想不出來。一旦“搞活”，才明白，“活”就是自由——勞動自由，種植自由，發展副業工業鄉鎮企業自由，長途販運自由，辦民營公司也自由。本專欄引證過，對城鄉中國最了不起的政策，是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鎮務工經商”——中國終于打開了“人往高處走”的大門。

經濟活了，特别是人“活”了，計劃與規劃的難度就大大增加了。我看過的城市規劃，不論其他，單一個變量“規劃人口”，與實際發展脫節之遠，就不可以道里計。信手舉幾例。2005年初，《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該規劃是經國務院批準的。但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達到1961.2萬人，提前10年“實現”規劃。上海市的規劃也經過國務院批準，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萬，但去年上海人口就達2500萬。廣州規劃到2020年控制人口在1500萬，但2012年就達1600萬。深圳得到批準的規劃人口，2020年為1100萬；去年我們在當地調查，問業内行家現在多少人了？一說1500萬，一說1800萬。

這也非為中國所獨有。上兩周為辨析“建築不自由”等怪論，把《英國城鄉規劃》找來讀，其中赫然記錄，“1960年預測的20世紀末的英國人口為6400萬，而到1965年預測數增加到了7500萬”(第27頁)——不過區區五年時間，一個國家人口的預測數增加了17%。相比之下，1811年紐約市的第一個規劃反倒高明不少，當時該市人口僅3.2萬人，規劃到1850年增加到50萬人(40年增加十幾倍！)，但實際上，到時紐約人口為60多萬！再加一例，新加坡的“國家控制力”舉世知名，原規劃2020年總人口400萬，但實際上現在就超過了500萬。我問他們市區重建局的官員，你們有國界海關，控制人口移入的成本低，何以如此失控？回答是全球金融危機，讓新加坡趕上了吸納全球高端人才的天賜良機！

這麼說也許妥當：凡發展強勁的城市，人口預測數總是遠低于實際人口數！這或許稱得上是一條“好城市定理”。與其對稱的，當然還有“不好城市定理”——凡發展不怎麼樣的城鎮，實際人口大大低于當局預測或希望達到的人口數。不用再問為什麼了吧？反正與上文點到的經濟搞活、人也搞“活”有關。老話沒錯，“人挪活”，但人究竟向哪里挪，又到哪里定居，上帝說了也不算。

問題來了。規劃人口遠離實際，接下來的一連串難題是怎樣解決的？須知規劃人口是城市規劃的基礎：先預測多少人、按人均100平米安排占地、再安排交通、住宅、供水供電、學校、醫院、綠地、文化設施等等。現在實際人口比規劃人口多出來的缺口，動不動以千萬計，這些冒出來的活人如何在城鎮生活？

答案就是本文的標題——規劃出錯催生市場。“市場”固然沒有“規劃”那麼具有權威性、強制力以及知識上的高度自負。可是，自願、自由並自發的市場，更富有彈性。當更多人口相互競争因規劃出錯未能及時提供的土地、空間以及其他稀缺資源時，有關資源的相對價格就上升，同時刺激供給並抑制需求。無論在哪里，在畫得漂漂亮亮的規劃里找不到位置的人，總可以在熙熙攘攘、有時嘈雜、混亂、“無序的”市場里求得一席之地。天曉得，那漠視市場的“規劃”，其實恰恰是靠了市場才維繫住自己的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