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志 | WeWork的鏡花夢

觀點地産網 在今年初，疫情尚未席卷而來時，就有相關知情人士透露，新加坡國企淡馬錫和私募股權公司摯信資本希望購買更多股份，使其成為WeWork中國的主要股東。

彼時，WeWork擁有WeWork中國59%的股份，其他投資者包括軟銀、弘毅投資和摯信資本。

在發酵了半年後，WeWork出讓中國業務股權的傳聞終于落地。

9月24日，WeWork宣布,WeWork中國獲摯信資本2億美元追加投資，摯信資本（Trustbridge Partners）現在對WeWork中國的持股比例超過一半。

從WeWork撰文的角度來看，仍未放棄對于WeWork中國的發展計劃，WeWork全球首席執行官桑迪普·馬特拉尼（Sandeep Mathrani）表示：“新一輪的投資預示公司未來良好的發展前景；我們也找到了摯信資本作為WeWork中國開創下一新篇章的最佳合作夥伴。”

摯信資本救場

WeWork把摯信資本稱為“合作夥伴”，但當摯信資本完成2億美元的戰略投資後，WeWork已不再享有對中國區業務的絕對話語權。

更為重要的是，WeWork失去了中國區業務運營控制權。

不過，缺錢的WeWork最起碼把這個運營權也賣出了一個價格，WeWork宣稱，将繼續在品牌和服務上獲取年度服務費。

有業内人士表示：“雖然WeWork陷入了财務困境，但過去塑造的企業文化和品牌效應，在行業内仍然處于領導地位。”

WeWork在燒了以軟銀為首的投資人超過百億美元後，在圈地和品牌上成為了業内第一，雖然品牌輸出這點收入相比起當初投資的百億美元來說，聊勝于無。

在2018年WeWork中國的B輪融資中，摯信資本參與領投了5億美元，這是摯信資本第一次出現在WeWork的投資人名單中。相比起軟銀、淡馬錫這樣如雷貫耳的投資人，摯信資本的名聲顯然沒那麼顯赫。

摯信資本是專注于投資中國市場的境外投資基金管理平台，旗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主要投資于成長期和擴張期企業，過去的投資業績包括參與13年蘑菇街B輪融資、15年嘀嗒出行C輪、美團點評E輪等等。

從WeWork IPO的狀況來看，極少投資人會為其高估值埋單，利用股權向新股東融資已經是極為困難的事情，這種情況更是引來了市場對聯合辦公行業的質疑，之後的優客工場等企業IPO也是極為不順，那麼利用現有股東進行融資便成了一個選擇。

WeWork由大股東軟銀接盤創始人股權介入具體運營作為結束，WeWork中國也走上了這條類似的道路，為什麼是摯信資本入場也有迹可循。

WeWork中國過去的融資方包括弘毅投資、Temasek淡馬錫、軟銀中國資本、摯信資本、軟銀集團等。

其中，弘毅投資是聯想控股旗下的專業投資基金，介入運營並不現實；軟銀集團自顧不暇，自身陷入了不小的财務困境。而且，去除忙于拯救WeWork大集團的軟銀，那麼可選的便只剩下淡馬錫和摯信資本。

從摯信資本的投資人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資金主要來源于美國大學基金會、國際著名的投資機構（如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及部分私人投資者。

摯信資本也代表了淡馬錫的利益，所以由摯信資本出面顯得在情理之中，而且為了拯救之前的投資，摯信資本選擇親自下場。

WeWork中國還宣布，摯信資本運營合夥人姜躍平出任公司代理CEO，其曾經為美團點評高級副總裁，直接空降了一位領導者，這顯然是投資人對于現有公司運營狀況的極度不滿，而曾經的WeWork大中華區總經理艾鐵成何去何從，公司並沒有給出解釋。

這是不是意味着，過去WeWork中國的戰略擴張僅僅是空中樓閣？存在于紙面上的盈利計劃，並不是投資方所希望看到的。

WeWork表示，在繼續削減開支的背景下，WeWork将出售其在中國業務的多數股權。

由此來看，WeWork出售中國區股權的原因，仍然是因為這部分業務在持續虧損。在WeWork強調現金流回正和盈利的情況下，有一位投資人願意下場運營還能收取品牌收入，顯然是不錯的買賣。

雖然股權對價可能價格較低，但對于現在的WeWork中國來說，2億美元極有可能是救命錢。選擇權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更何況他們還保留了部分股權。

從WeWork中國的現狀也能折射出WeWork集團的艱難，尤其是疫情期間對這類短租共享辦公的影響是極其負面的。

WeWork已經來不及做鏡花夢，強烈的現實讓他們只能斷臂求生。

WeWork的鏡花夢

今年7月份，WeWork執行董事長Marcelo Claure表示，公司有望實現到明年年底運營盈利的目標，明年還有可能實現正現金流，這比原計劃提前了一年時間。

對于一家在過去一年經歷了現金流危機、創始人離場、IPO失敗、董事會起訴的公司來說，要在明年年底實現盈利顯然無比困難。

WeWork采取的辦法與當初擴張時“買買買”的戰略相似，盡可能彌補犯下的錯誤；只不過是另一種極端，“賣賣賣”的策略便是盡量将一切沒必要或是虧錢的業務都退出，留下核心業務，先保證生存。

最開始是裁員，這項工作從去年IPO遇阻開始便被WeWork提上了日程。Marcelo Claure透露，自去年10月撤回IPO申請後，公司已經裁員逾8000人，員工人數自1.4萬的高位降至5600人左右。

其中，WeWork裁掉的最大牌是公司創始人、前首席執行官亞當·諾伊曼，這也是不少人認為是造成WeWork現狀的主要責任人，其離開時軟銀支付給諾伊曼約17億美元遣散費，雖然軟銀後續撕毀了協議，但諾伊曼仍然套現超過10億美金。

相對于股權在手的高管，那些WeWork擴張時被理想和願景打動而加入公司的員工可就沒那麼幸運了。據外媒報道，許多員工都被WeWork轉移到了外包公司，通過這種方式來拒絕支付遣散費。

在砍掉了日常人員開支這一大塊後，WeWork轉頭看向了那些初生尚不具有盈利能力的公司，並期望減少支出的同時，獲得部分現金回流。

WeWork只是The We Company（母公司）其中一項業務，另外兩架馬車包括WeLive（長租公寓）、WeGrow（教育），這也是當初諾伊曼在為WeWork造夢時，創造的又一個“夢想”。

如今看來，似乎這些都已走向了破滅。

去年10月份，WeWork宣布将在學年結束時關閉其在紐約曼哈頓的私立學校；今年6月份，據彭博社報道，WeWork正與一名顧問合作，商讨移交其位于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兩處WeLive長租公寓的運營權。

還有那些在傳聞中出售尚未被證實的業務，辦公管理平台 Managed by Q，社交平台Meetup，聯合辦公TheWing、創業公司SpaceIQ等非核心業務。

然而，在核心業務的擴張上，WeWork也過起了精打細算的模式，在去年11月份表示，公司正在重新審視其位于英國倫敦和中國香港地區的擴張計劃。

在今年5月份，WeWork就連續縮減香港業務規模，租用中環商廈H Code多層樓面不足一年遷出，而且這已經是WeWork今年以來在香港棄租的第三個據點，此前包括尖沙咀、觀塘等，合計樓面涉及約30萬平方呎。

Marcelo Claure談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爆發後，集團的辦公地點需求殷切。然而，據相關國外媒體報道，卻呈現了另一種情況。

據知情人士透露，疫情對辦公業務需求造成沖擊，WeWork最近向美國的部分企業租戶提供了租金打五折的優惠，以吸引他們簽訂長期租約，並盡量減少病毒大流行期間的租賃合同取消。

為此，觀點地産新媒體嘗試致電WeWork詢問廣州部分門店具體打折情況時，對方表示：“如果直接簽下一年的租約，大概可以有7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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