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循環背景下，數字經濟的作用日益凸顯。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孕育興起，帶動數字技術強勢崛起，促進了産業深度融合。

中國經濟疫後複蘇已由供給端拉動的結構性複蘇向供需聯動的全面回暖方向邁進。接下來出口-制造業投資鍊條以及居民消費（特别是服務消費）成為經濟進一步複蘇的主要驅動力。

年内“CPI下行、PPI低位”的态勢愈加明朗，物價方面不存在明顯的通脹或通縮風險。

随着美國大選臨近，美國選舉周期對美股的影響日益凸顯。

去全球化背景下，外資為何反而看好中國？外資逆勢流入中國的态勢又将持續多久？

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增速下行，金融行業的複蘇的确非常快，所以整個中國最新消費的格局比較令人擔心的一點，就是疫情沖擊拉大了貧富差距。

安倍經濟學”得失參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經驗教訓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作為影響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經濟學是否會在日本長期延續下去？

為克服以上問題，需要從法制化、市場化和數字化着手，建設良好金融市場生态，充分發揮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目前中國仍存在四大結構性失衡亟待解決：供需不平衡、行業不平衡、企業不平衡和實體與金融不平衡。

本次會議的特點在于兼顧中長期戰略布局；經濟複蘇超預期，刺激政策逐步回歸正常；“内循環”不是閉門造車，持續推進對外開放；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需要加速推進改革。

随着疫情後快速反彈結束，經濟可持續複蘇需要重視四大結構性失衡，即需求恢複慢于生産、三産恢複慢于二産、中小企業恢複弱于大型企業，以及實體與金融冷熱不均。

長期來看，從适應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揭示出來的、本就存在的國際矛盾，以及中美關系新格局來看，中國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國際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堅定地推動改革

大牛市，背後四大支持是什麼？監管層為何加大幹預？如何避免重蹈2015“國家牛市”覆轍？“瘋牛”不如“慢牛”，對經濟轉型不利。

如何讓利？壓力有多大？如何突圍？

“新基建”以新型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為依托，利用數字科技，為傳統行業轉型升級賦能，随着“新基建”進程提速，将會有力地推動疫情後經濟複蘇，為經濟增長注入“數字動力”。

短期内中國經濟仍應格外關注“保需求”的壓力。

中國将緻力于實現“六保”目标：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産業鍊供應鍊穩定、保基層運轉。

中國有巨大的内需市場，這對吸引外資是非常關鍵的，要保住；同時，中國還可以在其他很多領域提高競争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數字科技的廣泛使用。

疫情期間，我國非接觸式金融服務和金融數字化轉型的快速推進是金融科技創新持續多年叠代升級的一次迸發，也驗證了金融體系向數字化轉型的迫切需求。

非常時期需要有非常之法，财政赤字貨币化弊大于利，不宜采納，當下用足現有政策空間，并做好财政、貨币、監管政策的協調發力，确保對中小企業的精準滴灌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