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會議的特點在于兼顧中長期戰略布局；經濟複蘇超預期，刺激政策逐步回歸正常；“内循環”不是閉門造車，持續推進對外開放；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需要加速推進改革。

随着疫情後快速反彈結束，經濟可持續複蘇需要重視四大結構性失衡，即需求恢複慢于生産、三産恢複慢于二産、中小企業恢複弱于大型企業，以及實體與金融冷熱不均。

長期來看，從适應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揭示出來的、本就存在的國際矛盾，以及中美關系新格局來看，中國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國際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堅定地推動改革

大牛市，背後四大支持是什麼？監管層為何加大幹預？如何避免重蹈2015“國家牛市”覆轍？“瘋牛”不如“慢牛”，對經濟轉型不利。

如何讓利？壓力有多大？如何突圍？

“新基建”以新型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為依托，利用數字科技，為傳統行業轉型升級賦能，随着“新基建”進程提速，将會有力地推動疫情後經濟複蘇，為經濟增長注入“數字動力”。

短期内中國經濟仍應格外關注“保需求”的壓力。

中國将緻力于實現“六保”目标：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産業鍊供應鍊穩定、保基層運轉。

中國有巨大的内需市場，這對吸引外資是非常關鍵的，要保住；同時，中國還可以在其他很多領域提高競争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數字科技的廣泛使用。

疫情期間，我國非接觸式金融服務和金融數字化轉型的快速推進是金融科技創新持續多年叠代升級的一次迸發，也驗證了金融體系向數字化轉型的迫切需求。

非常時期需要有非常之法，财政赤字貨币化弊大于利，不宜采納，當下用足現有政策空間，并做好财政、貨币、監管政策的協調發力，确保對中小企業的精準滴灌是重中之重。

疫情對企業造成的實際沖擊到底有多大，當前政策應該如何應對？

當前進一步發展數字金融，要處理好傳統金融機構和數字科技的關系、金融機構數字化戰略部署和内部業務轉型的關系、金融數字化發展和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的關系。

展望全年，海外經濟深陷泥潭或使得中國出口有所承壓。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是中央的戰略部署，是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是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

向好數據背後仍存隐憂。

在二季度全球經濟衰退、外需壓力凸顯的背景下，通脹壓力緩解有助于貨币政策空間的進一步打開。

數字科技已經成為抗疫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在各行各業廣泛應用，特别是推動産業數字化快速發展，将成為促進經濟回升和反彈的關鍵引擎。

新基建“新”在哪？對金融業的影響空間有多大？金融機構該如何抓住“新基建”的窗口機遇？又會面臨怎樣的挑戰？

各國限制糧食供給對國内外糧價的影響究竟多大？糧價能否推動國内通脹再度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