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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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9 17:34

  • 城鄉中國“城”字當頭,可不再是“征”字挂帥。當代競争力旺盛的城市,無一例外,一概是“市場”打頭,以市場機制引導資源的流動與集聚。

    城鄉中國“城”字當頭,可不再是“征”字挂帥。當代競争力旺盛的城市,無一例外,一概是“市場”打頭,以市場機制引導資源的流動與集聚。

    周其仁 本繫列評論開篇的時候,是2012年2月。當時不知寫多少篇收場,也全然沒有一個寫作計劃。不過覺得這個題材有意思,諾大一個中國,非城即鄉,以人口分布看,城鄉各一半,城重鄉輕的趨勢,卻日趨明顯。更為重要的是,人口與經濟資源在流動中的集聚,欲罷而不能。多少精彩刺激的現象發生其間,激起思考無限。于是再也不顧深淺,寫一篇是一篇,也算對得起趕上了的這個時代。

    回想剛到杜老門下研究農村發展不久,恰逢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于1984年重版。那是費老1947年的作品,當年在西南聯大的教義,後應《世紀評論》之約,分14期連載後,積集出版。記得我們人手一冊,讀得津津有味。題外話是費老闡釋為什麼當年要一期一期以短篇發表,答案是40年代末嚴重的通貨膨脹!——“短篇寫一篇得一筆稿費可買米”,若等出書,作者怕早就餓倒了——社會學家的經濟實感如此之好,順便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麼《國富論》、《資本論》那樣的鴻篇巨著,是金本位時代的産物。

    《鄉土中國》剛剛面世時,中國的城市化率當不足10%。到了1980年代,我們讀到它的重版本時,城鎮化率不過20%。那時耳熟能詳的中國國情,翻來覆去就是“10億人口、8億農民”。不過,80年代初中國的工業化指數卻已經相當可觀,由此我們發現了一個頗有特征意義的組合——“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後”。這也激發了我們的最初思考。

    問題在于城鄉隔離。那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把城鄉之間的各個大門都關得個嚴嚴實實。舉凡糧食、農副産品、農村勞力,進城的路線皆不自由通暢。“市場”成了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計劃”則成為社會主義的唯一表征。結果就是嚴重束縛普通人的經濟自由。最為要害的,是不準人們對較高的收入機會作出自發的反應。随着普遍的權利受限,“身份”就越來越有意義。在資源發生争用的場合,或者收入機會顯現的當口,“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答案可就有了決定性。

    改革拱開了城鄉之間的重重大門。不過,先發力的地點不是城市,而是農村。解決長期溫飽難題的“包産到戶革命”,率先從落後地區的鄉村向外蔓延。事後理解,“逼出來的改革”也難以還有别的範式。接踵而來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企橫空出世、農副産品與糧食購銷市場化、農民工進城,變革順序差不多都是農村先行、城鎮跟進。改革與革命相似,都是“農村包圍城市”起家,刨根究底,怕還是“鄉土中國”的底氣與力量。

    到了土地市場化,演進的邏輯有變化。出發點毫不特别,那就是鑄入法律的“土地不得買賣、不得租賃、不得出讓與轉讓”。城市要用農村的土地,靠政府征用;城内各方要用土地,由行政劃撥。這套硬梆梆的體制,最早被對外開放觸動——外資要進來,誰給他們劃撥國有土地?土地的市場化改革應運而生。不過這一回,發源地是城市:土地拍賣第一錘落在深圳,首批獲國務院授權試點的,還包括上海、天津、廣州,一律都是大都市。

    新一波“土改”源于城市,禍起地價。城市土地不同凡響,不是因為能打糧食,也不是因為能長瓜果蔬菜。城市土地之價值在“位置”——能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口、設施、減租、項目和經濟活動的集聚。這是一個嶄新的現象,與世世代代農業文明看重的土壤肥力無關。新變化甚至波及觀念、文化與習俗。譬如1980年代以降,成千上萬負笈留洋的中國學子,再沒聽說過有費老那一輩的故事——老人用紅紙包一捧家鄉的泥土給去國他鄉的孩子壓箱底,叮囑要是“水土不服”,可以拿一點沖水喝下——時代不同了,鄉土之“土”對中國,不如過去那麼重要,泥土的神秘性随風而逝。

    始料不及,先合法入市者,僅限城市國有土地而已。應該不是什麼人頂層設計的結果,因為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根本就沒這個意思。比較靠譜的解讀,開始是城市土地才賣得起價錢,等到初嘗甜頭,城市政府就不情願讓農村也來分享一杯羹。“一手征地、一手賣地”的半拉子改革工程,就是這麼修成的。當然,觀念、“理論”、說教也幫過忙,諸如“土地漲價要歸公”之說,讓明明走歪了的“土地市場化”,看起來還是一副美不勝收的模樣。一時間,就算老鄉人數再多,天下圍城,我自巍然不動,看誰奈何得了“唯國有土地才有權入市”。

    正以為城鄉土地市場搞不起來,新變革卻悄然而至。還是地價惹的禍,看起來“相對價格變動引發制度變遷”,還真是天理不可違。本書基于經驗觀察,發現拱開城鄉土地市場之門,依托的是兩條線路並舉。一條線路是城市政府想多拿地,能拿盡拿之余,一旦遇到也被高地價驚醒了的農民及其集體,就轉向“以城市地租換農民土地”。另一條線路是郊區農民和集體自下而上,“州官入市我亦入市”,搞起形形色色的法外土地交易。兩線並軌處,就是那“城鄉統一土地市場”,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的沒有任何神奇的地方。既然城市能從慣于依賴征用農民之貢賦——糧、米、菜、肉以及一切農副産品——轉向依托自由而開放的市場,那麼再有十年時光,為什麼就不能轉到一個城鄉通開的土地市場?試看21世紀天下的城市,無“城”無所謂,無“市”就寸步難行。中國城市倘若無“市”,斷然擔當不起引領國民經濟增長的重任。

    時光荏苒,我們有幸親歷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轉變。城鄉中國“城”字當頭,可不再是“征”字挂帥。當代競争力旺盛的城市,無一例外,一概是“市場”打頭,以市場機制引導資源的流動與集聚。由此,普遍的财産權利、特别是轉讓權正得到重新界定。城鄉中國尤其需要法治,以在轉型時期盡制度化的最大努力,把大多數人的活動納入合法框架。好戲連台,新型城市化的曙光在前,謹與讀者共勉。

    周其仁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該文為《城鄉中國(下)》的跋。

    撰文:周其仁    

    審校:劉滿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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