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2019中美經貿關繫如何演繹

沈建光 2018年，中美經貿關繫呈現緊張局面，貿易争端持續升級，超出了2018年年初各界的預期。美國不僅在貿易領域不斷擴大對中國加征關稅的商品範圍，從500億增加至2000億美元，甚至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對中國的态度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如中美南海的沖突加劇，美國副總統彭斯在2018年10月演講中對中國大加指責等，均引發了人們對冷戰的擔憂。

值得欣慰的是，不斷惡化的形勢在2018年12月初阿根廷召開的G20峰會上有所改觀，中美兩國領導會晤傳達出暫停貿易紛争的積極信号。中美雙方已确認，暫停貿易争端加碼，並通過90天談判探讨貿易争端的解決。展望2019年，中美經貿關繫會如何演繹？中美之間全面貿易戰能否避免？中國又該采取何種方式應對？

經貿談判有望達成協議，2019年貿易争端或有所緩解

雖然特朗普對待貿易争端咄咄逼人，但在筆者看來，貿易争端對美國而言也並非穩賺不賠。相反，結合貿易争端以來的美國經濟走勢、金融市場波動、國内政治風向、美國企業界反應等最新情況，與中國達成談判協議，避免貿易争端升級對美國的負面影響，亦符合特朗普的真實需求。

從金融市場方面看，自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之後，2018年10月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出現明顯下探。截至12月21日收盤，標準普爾500指數、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分别較年内高點下跌了16%、15%、20%。美國金融市場巨幅波動，凸顯了投資者的恐慌情緒。這一方面與美聯儲加息、估值過高等基本面因素有關；但一方面，也受到了貿易争端發展不确定性的影響。

從美國經濟基本面看，美國經濟可能已經到達階段性頂點。2018年三季度，美國經濟超預期達到3.5%，這主要與稅改紅利帶來的企業盈利改善，低失業率和居民薪酬上漲拉動消費支出增加密切相關。但随着2019年稅改利好基數效應減弱，貿易争端負面影響漸顯，美國财政政策空間已越來越小，美國經濟或将承壓。IMF在2018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計，2019年美國經濟增速将放緩至2.5%，較今年4月的預期值下調了0.2個百分點。

此外，貿易争端或推高美國通脹水平。在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的2000億美元清單中，家具、皮革制品均被納入對華加征關稅的範圍。而這兩類産品中美國進口自中國的産品占據其進口的一半以上，加征關稅無疑将加大美國國内商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倘若特朗普更進一步對全部來自中國的商品加稅，考慮到美國目前九成的雨傘，八成的玩具、七成的頭飾、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類、紡織産品進口均來自中國，必然會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

另外，通脹的上行，也使得美國不得不收緊貨币政策，繼續加息，這也是特朗普不願看到的，其早前就曾對美聯儲的加息行動大加指責。由此，美國國内政策分歧也會進一步加大。

從美國企業角度看，貿易戰對美國企業成本的影響已開始顯現。比如，全球最大的建築設備生産商卡特彼勒近期表示，由于鋼鐵進口關稅和貨運費上升，導致公司最近一個季度産生了約4000萬美元的額外成本。美國福特汽車2018年9月就曾表示，鋼鐵關稅已經導致公司獲利減少10億美元。波音公司也表示，2017年中國航空公司的業務占該公司總業務量的30%，長期貿易戰将對波音公司不利，波音公司未來将考慮首次脫離美國本土，並計劃在中國内地投資修建總裝和交付中心。此外，近期美國兩黨多名衆議員亦有所行動，積極推動特朗普政府允許企業申請最新一輪對中國産品加征關稅的豁免。

對中國而言，避免貿易争端升級的考慮一直都在，畢竟貿易争端升級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雖然短期看，美國進口商與零售商有一定的調整空間，人民币貶值、出口退稅率調高也會減緩很大一部分壓力；但從長期來看，由于替代美國的出口市場並不易得，貿易争端對投資前景、企業家信心，以及産業鍊上下遊行業的影響深遠，貿易争端持續越久，風險越大。

例如，雖然在中美爆發貿易争端後，理論上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可以轉向其他國家地區，但研究發現，中國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幾大出口國的進口額中所占的比重已相當之高，進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場占有率的空間極其有限，要想找到美國市場的替代市場将十分困難。2018年11月，我國出口（以人民币計）同比增長10.2%，前值為20%，回落了9.8個百分點；進口增長7.8%，前值為25.7%，回落了17.9%。進出口增速迅速降至個位數，與之前數月中國貿易的高增長相悖，說明為避免中美貿易争端而出現的“搶出口”刺激效應已削弱。目前，貿易争端雖暫時緩和，但未來貿易下行的風險仍不容小視。此外，11月外資同比下滑27.6%，表明如果貿易争端不能減緩，影響還會向其他方向蔓延。

尤其重要的是，中美貿易争端對産業鍊的影響不容小觑。這種影響是數學模型難以精确計算得出的。例如，出于對中美貿易争端前景不确定性的擔心，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對中國投資存在遲疑，並在逐步調整其全球布局。比如，為避免美國的高額進口關稅，部分日本大型制造商已在重新審視其在中國的業務，並有計劃将生産線轉移出中國。蘋果公司就加征關稅表示擔憂，特朗普卻在推特上表示，蘋果只要把相關的工廠遷回美國就能夠輕松解決問題。但是中國産業鍊完整，市場巨大，美國企業也很難割舍中國的巨大市場，如在中國加快開放後，特斯拉、雪佛蘭都表示要在中國設廠，並可能在2018年年底開啟談判。因此，即便美方看似咄咄逼人，但也有望給出更加務實的談判條件。

此外，鑒于中美經貿關繫始終是中美關繫的壓艙石，如果經貿關繫不穩，地緣政治、意識形态等方面的矛盾會更容易急轉直下，因此筆者認為，中美雙方對尋求貿易争端暫緩的談判，是有一定共識的，也很有可能達成協議：2019年，中美經貿關繫可能好于2018年。

警惕貿易戰速勝論，深化改革開放

在筆者看來，即便貿易争端有望得到短期緩釋，但中美之間的争端並不僅限于貿易問題，在網絡安全、地緣政治、技術角力方面的分歧也越來越多，顯示中美博弈已經由貿易領域擴展至科技領域以及經濟制度方面。最近的華為事件、早期的中興事件，以及針對中國制造2025和國企補貼的聲明，都是很好的例證。

筆者認為，貿易争端折射了中美關繫的變局。中美博弈已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明顯不同。短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但由于整體貿易的雙赢屬性，一旦貿易争端打中雙方的痛點，貿易争端仍有談判的空間；但随後中美博弈更有可能陷入一個零和的困局，出現更多難以彌合的分歧。中期來看，中國制造的崛起以及高技術領域與美國差距的減小，已經引起美國的警覺。而從長期來看，超出經濟領域，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擔憂，美國對華的全面反制也絕非杞人憂天。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兩國未來在不同層面的沖突将會明顯超過以往。對此，必須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當然，應對外部風險也無需過度悲觀，以我為主，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好的應對。如穩定預期，通過加強政策協調确保經濟不會失速；同時，加快供給側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稅改革與國企改革。倘若能将外部壓力變為自身發展的動力，促使中國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相信中國經濟受到的沖擊會非常有限。

具體來看，2018年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下滑态勢，主要經濟指標回落、消費疲軟、工業生産刷新全年新低、投資低位徘徊、外貿數據回落等等：政策調整勢在必行。從最近召開的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可以看到，對于2019年的宏觀政策，決策層更加強調穩健的貨币政策與積極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強調以減稅降費來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實體經濟活力。

在改革層面，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改革”。對改革的表态比去年經濟工作會議更加積極與嚴肅，意味着2019年改革力度有望超出預期。其重點體現在深化國資國企、财稅金融、土地、市場準入、社會管理等領域的改革，強化競争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創造公平競争的制度環境等諸多方面。這樣的表态非常明确與務實，有助于穩定市場信心。

而在應對中美貿易争端方面，作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舉措之一，推動中美經貿磋商事宜被着重強調，凸顯了當前決策層力促中美達成貿易協議的基調，是非常積極的表态，也預示着2019年中美貿易争端有望緩釋。同時，筆者認為，加大對外開放步伐所面臨的内外部風險，相比本世紀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面臨的嚴苛條件（如開放金融業、汽車、農産品，每年面臨來自世貿組織的審查等），要小得多。當前加大進口、加強知識産權保護、提升對外開放程度、降低進口綜合稅負、強調民企國企一視同仁等，既可緩釋外界壓力，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的内在要求。

綜上，應對内外困境，當前政策層面已經發出了積極信号。展望2019，如果對内能夠切實做到改革“走深走實”，做到競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紅利；對外積極争取中美貿易紛争的緩釋，守住中美經貿這一壓艙石，則有助于破解内外憂困的局面。

當然，即便短期内中美貿易達成一定的協議，也仍要認識到兩國在其他領域的分歧仍然較大，包括網絡安全、地緣政治、技術角力等諸多方面的争端，随時可能加劇，外部形勢依然嚴峻。對此，要格外警惕中美貿易戰速勝論，做好中美之間長期博弈的準備。

沈建光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