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演講 | 陳淮：房地産業如何改變了中國？

陳淮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城鄉建設經濟繫主任）：謝謝大家，也謝謝各位來賓和主持人。其實賈康先生所讨論的房地産稅的問題，我也很有興趣，我們企業家很關心當前該不該拿地，短期市場怎麼走，我也很感興趣，但是我們只有短短的十幾分鐘時間和大家交流，我想說一點更新鮮一點的話題。

我們這個環節的主題是“周期：政策、市場與資本”。我們一直讨論這個事，把政策擺在市場之前我認為就錯了。我當了8年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在這之前也長期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政策研究工作，但是我以為政策決定不了市場，只能在一定限度的時間内修正市場調整的方向。

我們這些年調控政策出了多少？但是2018年房地産業不論在銷售額、銷售面積、銷售價格上都創歷史新高。是不是市場受到資本的左右呢？也不盡然。我們判斷2019、2020年或者更長的一個歷史周期，中國房子蓋夠了沒有，這個産業還有沒有前景，最重要的力量其實在十九大報告里有一句話，沒有太多地引起大家的重視和媒體的關心。

那里面有一句話說，我們在今後一個長歷史時期内，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間的矛盾。簡單說，房地産有沒有前景，還能走多遠，還需不需要蓋房子，什麼政策、市場、資本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是全中國老百姓想過好日子。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決定了，怎麼決定的？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

老百姓不是今天才想過好日子，幾千年來人們都想過好日子，想過好日子和社會制度讓你過好日子是兩碼事，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讨論房地産市場，是因為這個社會讓你過好日子了，我們接下來往下說，如果這社會沒打算讓你過好日子，你也沒法說，十九大報告說我們今後一段時間主要矛盾是解決尚未滿足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們順着這往下說，老百姓向往什麼美好生活？這決定我們房地産讨論的思路和展望。

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我們的社會認知、人們的價值取向，甚至今天的記者寫文章也是，認為生産是善，消費是惡。努力多挖煤、多煉鋼、多發電，咱們才能社會富裕、國家富強、老百姓漲工資，大家過好日子。

毛主席說，革命向前，發展生産保障供給，抓供給保生産。以前我們總是認為人是生産者、貢獻者，在改革開放之前從來沒有消費者的概念。學雷鋒也是努力為社會多做貢獻，我們認為消費是一種罪惡。如果你想穿好衣服、吃好飯、娶漂亮媳婦，你就是被資産階級腐朽了，你已經滑到修正主義的泥坑，黨組織要對你進行挽救，你要是拒絕挽救，說不定就有很難堪的下場。

我說的不是一個笑話，是今天你意識和沒意識到，其實當你讨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在讨論的是老百姓認為消費，而不僅僅是貢獻和生産才是重要的。

這僅僅是誰不想過好日子的主觀願望所致嗎？不是。是社會客觀發展規律，是經濟學證明的必然。

工業化的中期怎麼多煉鋼、多發電、多蓋房子、多造拖拉機，多拉煤，形成生産能力，才是社會富裕的物質基礎沒有錯。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候就正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初中期。我和賈康老師是同班同學，一個老師教的經濟學，我們學經濟學講資本的積累、集聚、集中。

積累講的是把利潤不斷轉化為擴大再生産。集聚是在深圳或者是廣州這一個空間市場里集聚。集中是指大企業不斷地占據優勢，那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在那個時候生産重要。

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最後總結，他說這個時候是這樣的，過幾十年就不是了，如何解決生産與消費的對抗性矛盾才是關鍵，生産無限擴大的趨勢與消費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是我寫《資本論》這本書從頭到尾貫穿的基本矛盾。

我們現在動辄講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寫這些文章的人，沒有一個讀過馬克思經濟學的。工業化中後期，生産出更多的東西，挖更多的煤、練更多的鋼沒多大難點。我們現在淘汰過剩生産能力，從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到2008、2009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引起的世界經濟危機，到未來中國面臨的長期可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都不是怎麼擴大生産能力，而是如何把這些東西消費掉。

生産和消費對抗性的矛盾，不是生産發展不足導致的對抗性，而是消費不足導致的對抗性。2008、2009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機，不是美國發展能力不足，而是買不掉這麼多東西，買不掉怎麼辦呢？借錢買，所以就導致了從政府到企業、社會、個人部門、居民部門全部過度負債，平衡供給與需求。

上午巴教授問到，現在房地産是不是擠壓了消費了，這是我們多年的一個偏見和錯誤的認知。買房子是中産階級不斷積累私人資産的過程，是全社會居民私人信用累積的過程。信用的累積才是消費的物質基礎。

銀行敢借給你錢，你敢花錢，是因為你們家有家底，是因為你有資産信用。如果你僅僅是在幼兒園就拾金不昧，上小學就不說瞎話，上大學把同學錢都還了，今天是模範共産黨員，是不是銀行就敢借你錢了？你去問問銀行的行長。資産信用的累積考驗消費是基礎。

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展開，但是我們可以說，之所以中國保持了今天在三架馬車中唯一穩定、持續、不動搖地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消費部門，是和城鄉居民的居住環境不斷改善直接密切相關的。人們不會在原有的吃和穿上無限地擴大消費，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說的，非得有消費結構升級，它從衣食到住行的結構性變化。

我們曾經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内認為，你這輩子不要想過好日子，那是危險的，你要為你過上好日子貢獻終生，這是最善的，最符合道德的標準。當人們意識到沒意識到買房子、買大房子、住好環境的時候，是不是在追求現世而不是下輩子，是我活得好一點，而不是我兒子、孫子活得好點。你能不能改變這個趨勢。

我們很多年來認為有産是一種見不得人的罪惡的事，物産才是善。諸位年輕人，你小學老師有沒有教過你，有一天你都混得人模人樣，成為企業家、董事長、總經理，坐在博鰲論壇上，這麼有出息了，你得想方設法把自己整成無産階級才對，一無所有才對，老師教沒教過你？我們曾經認為有産是一種罪惡。有産者是社會的敵人，是要打倒的對象，要對你施以無産階級專政的鐵拳，人人都應該做想法把自己整成一無所有才對。

今天當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不包括希望自己成為有産一族，你自己說，當你意識和沒意識到買房劃算還是不劃算的時候，當你想着我終于買着一套房，将來我可以對我兒子、兒媳婦有所交代的時候，當你對買不起房百般怨恨的時候，是不是人們在争先恐後地希望成為有産一族？這就叫客觀，這就叫規律。我們能不能打斷這個歷史進程。

什麼叫全面的小康社會？我們在1980—2000年建了一個溫飽小康社會，那時候我們實現的目標是衣食有余，溫飽為目標的小康社會。

2020年即将到來，我們這20年叫全面的小康，它和溫飽的小康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越來越多的人衣食滿足了之後，積累了私人财富，成為有産一族，買房和不買房，人們讨論的不是有沒有房住的問題，意識和沒意識到我進沒進到有産者的俱樂部。

我們曾經在很長時間認為，農村才是善，城市是一種罪惡。年輕人生長在城市，你的世界觀已經是中産階級的了，你得到農村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是正宗老三屆，什麼時候你聞到那個屎是香的了，你的世界觀就改造好了，我到今天也沒聞到香。

其實不止是這樣，我們在建國之後得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内，並沒有真正認認真真地建設城市，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人的156個大學建設項目，都是把城市當工廠來修的。修一條鐵路專用線，東邊是工廠區，西邊是工人新村，把城市當大工廠來建設。今天的棚戶區改造，這項政策在7年前專指是遠離城市的大型工人集中居住區，這三年菜改為也包括了城市的成片老舊危房改造。

六七十年代備戰備荒為人民，要遠離大城市，提出山散洞方針，靠山、分散、進洞，離城市越遠越好。二汽為什麼選擇在十堰，就是離武漢越遠越好。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産的三邊方針。我們連續三個五年計劃，70%以上的工業固定資産投在三線。陝西、四川、貴州的山溝里，越遠越好。後來我們知道巡航導彈，你在北京和在貴州山溝里打其實是一樣的。

幾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别以為僅僅是計劃經濟才有這種農村和城市看法的颠倒，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90年代的中後期，将近20年之後，農民興起一個農村工業化的高潮，叫鄉鎮企業，也不知道是誰給中央寫一個建議，說要讓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農民兄弟搞企業挺好的，就在你們村里搞，不要進城來，這就導致今天的大中小城市結構失衡。

現在沒有中間層次的中小城鎮可以承接、可以緩沖，大量的農民工返鄉直接從珠三角、長三角回到貴州山區，所以才有現在的房價問題，如果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的省會城市和地區中心城市産業集聚度、就業承載力在那個時代有一個大幅度的提高，我們今天的人群不至于過度地向這些少數城市集聚和集中。

我們今天才知道，根本解決14億中國人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物質财富增加的好處，不是讓人們到農村去，是讓農民工到城里來。

前不久國務院還在強調，李克強說我說了五年三個一億人，你們落實得怎麼樣？一億城鎮居民優先改善居住條件一億在城市里經商務工的農民工就地市民化，一億中西部農村的居民向就近的中小城鎮轉移集聚和集中，向城市集聚、集中，城市化、城鎮化是解決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成為現代化強國這個長遠戰略目標最重要的戰略途徑。

這個城市化、城鎮化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客觀規律，什麼是必然選擇。市場和資本決定只能是誰住大房子、誰住小房子，誰有房子住、誰沒房子住，政策只能是糾正市場選擇過程中為了公平起見，讓住房困難群衆更優先一些的問題。

房地産市場的發展根本不是取決于剛才這幾個字，而是取決于非常通俗的十九大報告說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用老百姓的話說，人人都想過好日子這個趨勢。